当代大陆教会复兴史略（1900---2000) 作者～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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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陆教会复兴史略（1900---2000)(
(已修改，转自忠仆论坛,已修改过）

根据大家的意见，我们以《当代大陆教会大事略》为大纲，结合近期的形势、作了一孔之见的一点修改补充，但由于前几十年信息封锁情况严重，个人所知仅是点滴甚难了解全面情况，因此仍会挂一漏万，加以2000年以来大量资料来不及整理，几乎是空白，只好留待下次补充了。为了不负您们的急需和要求，只能先抛砖引玉勉强作为众教会的参考，更等待您们的宝贵意见和参与。倘若内容中有令人感到不敬或者与史实不符之处，只得就片面资料以史论事，实在是无意冒犯得罪特预致歉意，请在基督里包容并指正，诚心所愿。
祂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祂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马太福音3章12节）
一、 自由期：1900-1949
主要特点：教会的建立和发展，基本上是以西方差会和西方宣教士的工作为主导，但在教会的建造发展方面，却大致分为两条不同的路线：
“戴得生路线”
以传福音建立教会为目标，面向千万大众，内地和中小城市及农村，建立了“中国内地会”体系，虽然1949年前后被迫撤离，但在中国教会近代史上却具有深远地意义。然而现今的OMF在大陆的事工上，虽然高举 戴德生牧师 的劳苦成果， 但早已不再是本来的路线，而是以 社会关怀 为主了。
“李提摩太路线”
强调关怀社会和文化使命，结交当时的官府和有钱有权势的“名人”，发展教育、医疗、福利和慈善事业，西方各差会在华人数1947年前后最多时约有6000人，代表着130多个差会，绝大部分资源投入到和福音几乎无关的“预工 松土工程”中被浪费，令人扼腕！
中国许多最著名的大学及医院等，几乎无例外的都是西方差会建立的，一百多年来建立了38所大学，251所中学，62所神学院，300个医院，58所慈善机构 （孤儿院，育婴院等）， 小学不计其数，大学人数以万计，中小学人数近100万人。
虽然教会培养了那么多人才，但教会学校中真正信主的人数却相当少，反倒是后来许多拆毁教会的骨干分子多出自教会学校，典型之例：专以搞青年文化娱乐活动为主的“基督教青年会”成了许多混入教会而别有用心之人，及地下D的保护伞，著名的三自领导：吴耀宗，李储文，丁光训，刘良模，汪维藩，邓裕志，沈德溶等一小撮“海归派”，全部都是从这里出来的。西方差曾把大批资源投入了和福音几乎没有关系的《关怀社会和文化使命》中，对教会的搅扰和破坏遗害无穷！
名副其实 自立 自养 自传真正三自本土化的教会，很少而且处于从属的地位，仅有的几个比较著名的如下：
1.耶稣家庭：1921年由敬奠瀛长老发起，以山东泰安马庄为“老家”扩展到北方为主的多处城乡及农村，共有约130处“小家”会众数以万计。就是形成著名的三十年代《山东大复兴》的主力，虽然1952年后被强行解散，但那些分散到各地的圣徒却像种子一样，撒在大江以北阴山内外，当今神的仆人李天恩老弟兄，就是学习主及使徒的脚踪之一而走遍乡城。
2.真耶稣教会：1917年由魏保罗父子发起。以北京为基地主要工作在北方地区，后来渐渐扩展到大江南北，1949年前后扩及台湾，东南亚一带，虽然1952年被强制取缔，但是早已扩展到海外和灵恩派一脉相承，会众数以万计。
3.聚会处（小群）: 1922年由倪柝声弟兄发起， 以福州，上海为基地，以反宗派为号召建立了严格的组织体系，扩展到全国各个沿海地区，1949年前后扩展到香港，台湾北美等地，是以强调妇女蒙头为标志（俗称“蒙头派” ）顺服权柄 一地一会（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就是他们自己才是真正属主的）为特点，是目前华人教会中最具影响力的宗派之一。 4.“灵粮世界”：由赵世光牧师发起，以上海为基地扩展到江浙一带，直到1949年以前，才转向香港，台湾及西方欧美，赵牧师安息后，该体系基本上瓦解，名存实亡各自为政。当前以海外台北，加州的灵恩派新体系灵粮堂最具规模。
5.“大学生（联盟）团契”:由赵君影牧师发起，主要面向大学生和知识分子，50年代初期，他们大多成了为主受苦的美好见证人，后来在海外发展成为“中华归主”教会体系，于力工牧师，边云波弟兄等老当益壮鞠躬尽瘁仍然在服侍着海外华人教会。
6.“奋兴运动”：以宋尚节牧师、计志文牧师沈保罗牧师等人为代表，在全国各处点燃奋兴之火，直烧到东南亚地区，是二十世纪上半期影响最深远的大复兴。著名的唐崇荣牧师属后起之秀。
7.基要派：以王明道为代表，1927年创立了“灵食季刊”，把基要真理传遍神州大地。在当时的新神学派（社会福音派，不信派）大肆泛滥之时，高举圣经真理，尤其在1949年后，成为当代教会抵挡耶西别大淫妇 三自 的灯塔和中流砥柱，林献羔 袁相忱 等千万忠仆们，前仆后继正走在这条路上！
中国教会到1949年前，有据可查的总人数约83—84万左右。
自由期的重大事件：
以狄考文为代表，并由西方各宗派差会选拔精通中文的宣教士，先后参与的28人“圣经翻译委员会”，经过27年的努力，终于在1919年出版了中文“和合本圣经”，虽然存在某些瑕疵，但和其后的许多中文译本中比较，至今仍然被广大教会接纳而具权威性。
1919年，以教会创办的 “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前身） 为代表发起的的 “五四运动”，风靡全国，主张“要科学，要文化，”。
以李大钊等地下D为代表乘机发起了，不要上帝的“非基运动”（反基督教运动）捏造谎言“中国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产物”，虽持续到了1927年，但是影响深远其流毒直到现在。
1948年，新中国建立以前，吴耀宗、刘良模按照中央命令专程从美国绕道返国，被当局指定为“基督教”代表，参加在张家口举行的“政治协商筹备会议”（政协）正式开始了以吴耀宗为代表的“前三自时期”，（该会共有五名宗教界代表参加，其中基督教就占了五分之二，足见当局对基督教的看重。）
1948年3月6日 又12月18日，“天风”接连登载 协进会“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致全国信徒书”号召倒蒋迎毛。
由于1948年前后 信义宗神学院，博道会广州神学院，宣道会的建道神学院 等少数迁往香港而得以保存下来。
1949年前许多圣徒神仆计志文，于力工，沈保罗，赵世光，赵君影，鲍会园，赵忠辉，吴乃恭，吴明节，曾霖芳，陈则信，张郁岚，李常受（地方教会——呼喊派的创始人）等少数人移居海外，形成日后重要的“以外支内”之力。
著名的设在上海江湾的 中华神学院（当时师生约150人，占地约150亩而颇具规模）但在院长 毕路得的领导下原地不动（据她说“异梦”中见到云柱火柱 原地不动，於是下令原地不动，），不久被充公，师生均遭整肃（地下党例外）哀哉，名望人的误解所谓“异梦异象”真害人不浅！。
二、 苦难期：1949-1957
主要特点：
上帝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诗篇66篇10—12节）。
神藉着人的手扬净祂的场，洁净祂自己的教会 使中国教会与海外教会的一切联系被切断，当时的政策是“关起门来打狗”，西方差会被迫撤离，教会面临20世纪空前的大逼迫。
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下， 有形的教会消失了，大批坚守圣经真理的圣徒和神的仆人使女们被关、被管、被杀，从1950年6月到1953年12月短短三年半中，有据可查的就有超过一万多名为主殉道，被判刑和“劳改”“管制”的超过6万多人，后来，据报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被杀的就超过2000多人，但从一贯的信息封锁“内外有别”的政策可以知道，实际数字远不止此，至于受牵连的千家万户均在不言之中。
主流宗派几乎无例外地倒向“三自会”，一些“海归派”及著名教会领袖如贾玉铭、陈崇桂、江长川 （江守道之父）、赵紫宸、倪柝声、敬奠瀛、魏以撒，陈见真，崔宪详，郑锡三，谢永钦，王梓仲，竺规身等被积极参加“三自会”，并且多在三自会中担任“副主席”、“常委”“委员”等职。教会内部在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个人安危的胁迫下分化瓦解，相咬相吞，“动手打仆人的恶仆，卖主卖友的犹大” 比比皆是。
苦难期的重大事件
1950年5月2日，6日、13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三次召见吴耀宗等19人，彻夜密谈建立名义上的自立，自养和自传的假“三自”组织（盗用1949年前自立 自养 自传 名义，实际上是自主，由 D作主，真是 “假变真时真也假”），以配合专政及抗美援朝运动，同时也确立新政权领导下的“基督教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大原则大方向。
吴耀宗等人按照当局指示，起草“三自宣言”发起了“和平签名运动”，1950年7月28日及9月23日 ，由人民日报向全国发表了签名和《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也简称《三自宣言》，耶稣家庭便积极响应，首次和平签名人数耶稣家庭占总数的40%以上,小群的倪柝声弟兄为了表明立场，还撰文表示决心“我是怎样转变过来的”并率众参加三自。
1951年2月起，教会所办的大学、中学、小学、医院、孤儿院社会关怀等一切教会的产业全部被充公，其中包括最著名的大学及医院：燕京、圣约翰、东吴、岭南、华西、金陵、之江、齐鲁、湘雅、，等。
1951年3月佈道家顧仁恩先生在青島以“壞分子、流氓，，”罪名公开被捕，從此下落不明，正式公开发出了因信仰受逼迫的信号。
1951年4月16日---4月21日，由政务院（国务院）副总理郭沫若，公安部长陆定一亲自主持召开了 “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与会代表有151人，其中包括各教派的著名教会领袖，如：倪柝声、贾玉铭、杨绍唐、敬奠瀛、陈崇桂、江长川等。
这次会议拉开了“控诉运动”的序幕，同时，“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会”也在腥风血雨中正式成立，这就是今天“三自教会”的前身。
接着，一连串的控诉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领导的展开：样板例子如 ：
a.陈崇桂牧师一马当先控诉“马礼逊是英帝国主义特务”和“马礼逊起草了南京条约”等。事实是当鸦片战争时期签订《南京条约》时，马礼逊早已经离世8年之久了，可怜这位“德高望重”的“教会五老”之一的教会领袖，重庆神学院院长居然利欲熏心自欺欺人，明目张胆的作假见证，以此当上了三自会副主席。
b 、江长川牧师控诉同工陈文渊 主教，此照片至今登载在三自纪念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 五十周年纪念影集》第16-17页上。（江长川牧师就是当今“小群派”的领袖江守道弟兄之父，曾经为蒋介石施洗，1949年时任华北基督教联合会主席）。
C、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干事,崔宪详，及邵镜三，女青年会主任施如璋三人联合控诉了毕範宇。
d、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胡翼云控诉了骆爱华。
E、青年会副总干事江文汉控诉了梁小初。
F、圣公会主席陈见真控诉朱有渔。，，，，，，
以上诸公究竟是被迫而为？抑利欲熏心？以及他们的下场如何？，不是本文范围。三自领导.刘良模在“天风”中撰文题为 “怎样开好控诉大会”向全国发出号召，推广大搞斗争会的“经验”，迄年底的半年中133个大中城市就开了大型控诉会228次，中小城市和农村的控诉会不计其数。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诗篇16篇4节上）
. 控诉运动中，曾经被胁迫参加三自运动的杨绍唐牧师，不久在1951年9月被“天风”指控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倪柝声弟兄不久也被指控搞阴谋活动，1952年突然神秘的在火车上“失踪”。 赵紫宸（就是当年被召见的19人之一，成为三自的常委）不久也被指控并被撤销教职。
1952年8月，62所神学院被全部接管充公（仅有极少数1949年前外迁得以幸免于被毁），
1952年11月到1963年4月只剩下了“燕京”和“金陵”两所神学院由三自会控制有名无实，合并名称“协和金陵神学院”。
1952年春天，宗教处长何成湘亲自带领三自领导沈德溶，崔宪详，朱大卫等，深入耶稣家庭“分家”搞控诉运动，敬奠瀛被控为“恶霸地主”，1952年“耶稣家庭”被迫解散。敬奠瀛被捕失踪下落不明，传云1957年死于狱中。
1952年倪柝声弟兄在上海到沈阳的火车上“失踪”后，直到1956年被判刑，传云1972年6月死在上海青浦狱中（另一说法安息于 安徽 白毛岭 劳改场？至于史伯诚先生所编“倪柝声弟兄殉道史”的可信度如何？见仁见智 ，但是倪弟兄的墓碑的确安放在苏州西山，与忠仆王明道夫妇“暂息之处”相距约10公里左右，）
1953年，真耶稣教会的魏以撒被捕后下落不明。
1954年7月，在“三自革新宣言”、切断帝国主义联系、“和平签名运动”教产收归国有的一系列运动之后，“抗美援朝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这就是“三自教会”的前身及由来。应了那句古话： 飞鸟尽良弓藏 狡兔死走狗烹。
这一行动标志着新一轮政治迫害的开始，以前的“三自革新运动”人们可以被“自愿参加”，但是，如今把“革新”改成了“爱国”，如果再不参加，那就是不爱国，就是政治问题就是 “反革命”了。
圣经真理和古今中外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政教必须分离，否则教会就必然变质，但是这时教会已经成了政治运动的工具，尽管一些教会“领袖们”“海归派”操纵和带头参加 三自会 已成定局，但是那些少数坚持真理的弟兄姐妹们却拒绝参加，（甚至有的一时受了蒙蔽，但当明白了之后就退出三自），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三自”是一个政治组织并不是神的教会。
本来1949年前全国有136种基督教期刊杂志，但是到了1955年初，只剩下官办的机关刊物“天风”和王明道主编的“灵食季刊”了，二者多次针锋相对地论战，争论的焦点是：圣经是真理还是毒素？ 教会是属神的还是属人的？就在绝大多数传道人圣徒都惶惶不可终日的红色恐怖年代里，神却（在首都“天子”脚下）保守了以王明道为代表的七千人，未曾向巴力屈膝和亲嘴。
四十年代起，向边疆布道的“中国佈道会边疆佈道团”，“西北灵工团”，遍传福音团”，大部分同工有去无回 ，1949年前后多已为主殉道，在“人间蒸发”音信全无！
“灵食季刊”从20年代起，就常常刊登卫道的文章，到了1949年以后在政教勾结的形势下，就更加针锋相对一针见血了。1945-1955年间，王明道发表了许多文章直接向那些不信派和政教勾结的推行者们发出应战，其中代表性的文章包括：“害了神人的竟是老先知 ”，“ 一个被人恨恶的先知”，“两个被出卖了的人 ”，“ 一个卖了自己的人”，“ 巴兰的道路”“发怒的摩西”，“一个重要的警告”，“真理呢？毒素呢？”、“顺从人呢？顺从神呢？”、“坚决的态度与胜利的人生” ，“我们是为了信仰”（这是他最后的一篇、不日即被捕下监）等。这些文章就像暮鼓晨钟战斗的号角那样吹响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令许多迷失方向的教会从梦中被惊醒，北京，上海，南京，武汉、浙江等地许多教会公开退出“三自会”。这必然成为三自政教勾结的障碍，致使当局非常震怒，认为再不对王明道下手就无法彻底有效地贯彻三自政策啦。
然而稀奇的是有一个少为人知的特别事件，时下当时中国为了争取加入联合国，曾多次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访华，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却要求在北京拜访王明道作为条件。正因为这一要求，当局只好推迟了对王明道下手的时间，另外当局还幻想（像对其他那些教会领袖一样）利用王明道为他们驱使，甚至，周恩来在1954年冬天专门有内部文件传达，表示拉王合作办“中国基督教”的殷切期望，并明确表示 为他留着一个领导位置。
当王明道坚持政教分离，而拒绝与哈马舍尔德见面后，当局才彻底放弃了利用王明道的幻想。此后，“天风”连续发表最后通牒式的文章，例如：丁光训写的“正告王明道”等，将莫须有的罪名加在王明道身上。1955年8月7日午夜，公安人员不走大门反而从房顶“爬”进王明道的家中，将其夫妇逮捕。 （参看“又四十年”） 1955年8月14日王明道夫妇被捕后的第一个主日，也是《基督徒会堂》最后的礼拜聚会，由杨润民弟兄领会，讲题：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公布了神的忠仆王明道夫妇已经被捕的消息，会众痛哭散离，其后几乎无一例外的被运动。
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对“王明道反革命集团”的大逮捕行动，广州的林献羔、王国显、张耀生、王永昊、上海的谢模善、曾约安、王世光，苏子殿，袁沐恩、许怀贞、王天经、包雅各，俞崇恩、孙务信、天津的初立鹏，陈明涛，北京的袁相忱、宋天婴、陈本伟、黄颂灵、王绍武、吴以遵，青岛的王彤、砥国伦，浙江的陈燕生，云南的施传清等大批圣徒均遭逮捕。
1956年9月15日王明道因不堪狱中打骂逼供信折磨而软弱失败，当局迫使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参加三自，并且带领教会参加三自为条件，将他们夫妇临时释放。但他获释后却终日闭门思过沉默不语以泪洗面，无面愧对圣徒们的看望。于是1958年4月29日因为他没有把教会带进三自，甚至自己也拒绝和三自来往，再次被捕 ，以“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
1958年前后，大批圣徒被判刑流放到戈壁沙漠，北大荒，安徽的山区山西煤矿劳改，从此，人所组织的“三自会”就成了唯一合法的“教会”，而神的教会开始转入地下，三三两两的圣徒开始了在家中的聚会，这就是中国“炕头教会”，“家庭教会”，“地下教会”，“非法聚会”的由来。
1952年到1957年间，曾经被支持参加并建立“三自会”中有功的贾玉铭、陈崇桂，倪柝声、杨绍唐等人，不久都纷纷落马，各自被戴了“右派分子，帝国主义走狗，反革命，坏分子，”等帽子接受监督劳动改造，至于他们是被迫参加？抑处于自愿？以及各自的结局，，只好留待历史评述了 ，正应了“推完磨杀驴。
与此同时，在“合一”的属灵口号下，官方的教会进行“联合礼拜”，例如：北京城里的65所教会被“合一”为2堂，上海的280所教会被合一为8堂，天津的40所被合一为1堂，广州52所被合一为 1堂。教堂和教产早已被全部充公，凡是神的仆人使女无不遭受逼迫，甚至连曾经在“和平签名”中的普通平信徒也因早已“浮出水面”而难逃劫数，大批圣徒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从此，“抗美援朝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在各地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省市自治区县制的常设管理部门，直到50年代末公开宣布“已经提前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任务”时，於是原订的 “第三届全国会议”也不必按原订计划召开了，日常工作也正式停止运作了，地方性常设机构也撤销了。
三、 隐藏期：1958-1971
主要特点：
，天怎样高过地，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以赛亚书（ 55章9节）
1958年以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四清、整风以及后来的文革，像波涛汹涌样一个接着一个的冲击着神的儿女们，神也用这些苦难洁净着教会。
到了1976年后，官方才公开承认文革是 “一场浩劫”，文革期间，“毛神”被吹捧为能够“洞察一切”、“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毛神”的像遍布大街小巷千家万户，成了被人民顶礼膜拜的偶像。
上海的平信徒董银珠，戴老姐妹等因为多次给劳改场里的肢体们寄包裹，被批斗戴上“反革命”帽子。有些曾经受迷惑的圣徒工人开始明白了，如：竺规身牧师曾经积极支持三自，而任全国三自常委要职，却因在被保护的“宗教人员学习班”中不肯随声附和唱“打倒上帝，打倒耶稣”被揪斗，方才开始认识到自己“走错了路”。 杨绍唐曾向王明道哭诉自己在“压力下参加了三自”，1966年后因为不堪“街道监督劳动”倒毙上海静安区街头。
为了使“最高指示”不过夜传达到千家万户 ，半导体收音机大量生产，万万没有想到，这却为后来收听福音广播做好了准备，很多人从收音机里听到了福音，信了主。
“毛神”的神圣不可一世神话，就在所谓“林彪叛逃事件”案中被动摇，中国人出现了空前的“信仰危机”，官方在文革后才公开承认并公布早已存在的“三信危机”包括：
1）不再相信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2）不再相信社会主义可救中国。
3）不再相信***是为人民服务的。
隐藏期的重大事件：
1966年 上海红卫兵在造反中歪打正着揪斗了三自会全国秘书长李储文，他既是“反动牧师”又是美帝国主义“特务”的上海国际礼拜堂主任牧师，李为了避免皮肉之苦，道出了自己隐藏多年的“地下D员”的身份，原来这只披着羊皮的狼是圣约翰大学毕业，骗取了外国教会的信任，被保送到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进修，然后以“海归派”身份返回大陆，在美国宣教士毕范宇身边做助手，李储文原来是丁光训和吴耀宗的得力“同工”，从事所谓的“和平工作”，（在他们的“和平工作”下，使成千上万的神的儿女们经受了水深火热的苦难，多少圣徒人头落地家破人亡，喝尽了满杯的苦水）。D中央得知李被迫曝光时，立即被保护调回到政府部门，任“外事处”主任，为了避免使教会中其他卧底的人再像李储文一样曝光，吴耀宗，丁光训，汪维藩，刘良模，刘年芬等人均在周总理的指示下“保护过关”。
三自里面的积极分子，戚庆才，汪彼得，唐守临（九十年代把儿子，孙子送到美国加州）、任钟祥等人也都在“宗教人员学习班中”天天高唱“打倒上帝 打倒耶稣”，在批判信仰中 平安无事，被保护过关，朱大卫牧师就是曾以工作组的身份，去山东马庄为耶稣家庭“分家”的骨干分子之一，公开声称“要革上帝的命”所以改名叫朱大革（文革后 又变回了 朱大卫），这批人都成了后三自时期的骨干分子。
九死一生，像王明道，袁相忱、林献羔、谢模善、李天恩，俞崇恩，黄颂灵，初立鹏，曾约安，陈燕生，王世光等少数人反而在劳改中被奇妙地保守下来，躲过了社会上的大患难大动乱，成为今天中国家庭教会的快速成长的中流砥柱和守望者，留下了不灭的火种。
四、结实期（后三自时期）：1971-1983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约翰福音12章24节）
主要特点：
文革结束以后，人们从恶梦中醒来，所面对的是严重地信仰危机，有形的教堂早已改为他用，但是真正的教会却以“家庭教会”的新形式遍地开花成长着，一个王明道倒下去，千万个王明道站起来，圣经虽被烧掉了，神的话却永远刻在弟兄姐妹的心中。其实早在1972年前后，福音就如春风吹过大地，各地的家庭教会如雨后春笋地成长起来，诚如“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七十年代末据估计全国有3000万基督徒，经过了苦难的30多年的洗礼，在人看来已经绝迹的教会，信徒居然增加了几十倍之多，这就是神的作为。
早在五十年代末， 本来以为已经“提前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任务”的三自会，见教会不但未被彻底消灭，反而 星火燎原 ，三自会才不得不 死灰复燃 于1979年起 ，正式恢复工作。为了更有效地执行“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限制 利用 改造 消灭宗教”的政策，这时吴耀宗已死由丁光训接班，从此进入了“后三自时期”表面上改变了50年代血腥的镇压方式和策略，使用了“《引蛇出洞》”的老套路，哄骗教会“《引羊离圈》” ，加挂起了“基督教协会”的招牌，名义上是两个机关，实质是 一个组织，“三自两会”用“公约”，“规定”和“登记合法化”“受保护”软硬兼施的手法。哄骗教会《浮出水面》，同时加强扩大培养管理干部，派大批“平信徒”混入家庭教会中卧底随时掌握情况。
另外，在基督教义的真理上加以歪曲和淡化，使一些根基不深的信徒受迷惑，还向海外神学院派遣大批“神学生”，在海外教会中搞统战和卧底，再以“海归派”身份加强迷惑力。
结实期的重大事件：
文革后期，经济改革开放以后，当局试图改换自己红色恐怖残暴的国际形象。
1972年，为了方便外事工作，开放了北京“米市大街教堂”专供外宾及使馆人员使用和供参观的景点。
1973年，丁光训接待美国议员时称“基督教在中国已经进入历史了”
红旗手 江 青更说“教会已经被扫进垃圾箱了”。
1978-1980年间，海外教会以香港为基地，建立了许多中国事工部，例如：中国教会研究中心（赵天恩牧师是最早全力支持家庭教会，大力帮助并向国际介绍教会真相的神仆，大大促进了教会的大复兴）远东和环球福音电台、，早期的福音证主协会等，通过运送圣经和福音广播配合帮助家庭教会迅速成长。
1978年开始，李常受的呼喊派，（自称“地方教会”、就是现在邪教东方闪电的滋生土壤）利用香港天文台道的教会为桥头堡，在小群的基础上，在大陆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
1978年底，上海公园中出现基督徒三三两两静静的谈道交通，祷告。
1979年，恢复外交统战部，三自会也在1979年恢复全面工作。
1979年4月，大陆第一间浙江宁波三自教堂正式开放。
1979年9月，上海第一所教堂“沐恩堂”开放，当局立即以“维持公共秩序”为名，取缔公园内的谈道交通。
1978-1980年间，经历“劳改”生涯，九死一生活下来的极少数圣徒们，陆续被释放：王明道夫妇，林献羔，袁相忱，谢模善，初立鹏，李天恩，俞崇恩、陈燕生、曾约安、黄颂灵、汪纯懿、郑慧端、杨心斐、蓝志一、孙务信、等忠仆。有的移居海外以外支内，但大部分都留在国内和家庭教会一起服侍主，较著名的家庭教会如广州的林献羔“大马站教会”及北京的袁相忱“白塔寺教会”，被众教会誉为南北两座金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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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0月，两会出令各地制定“三定”，“三不”和“十不准”及“爱国公约”等条例。
1981年6月18日，荷兰的安得烈兄弟《敞开的门》组织了“珍珠计划”由海上偷运100万本圣经，但由于行动过分张扬，在汕头海边迎接他们的不是教会而是 解放军，以致基本上失败。
1982年，丁光训接见外宾时，不得不承认中国教会信徒已达到200万。
1982年，在中国教会研究中心赵天恩牧师的召集下，河南教会召开“同工会”，“哭重生派”（徐永泽）、“三班仆人派”（徐圣光）“灵恩派”（张荣亮）、等开始乘机形成。
1982年3月，中央19号文件下达，要求加强D的领导，明确“四个不许”并要“逐步削弱宗教影响，缩小宗教阵地…”。
1982年浙江省东阳县，义乌县和河南省多处教会遭到公安暴力取缔，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教会也发生同类事件。
1982年9月19日至24日，三自召开“北京会议”，肯定了三自过去30年在光伟正 D 的领导下“成绩”，确立既统战又斗争的新路线，以丁光训为首的新领导班子组成。
1982年底“小群”的长老唐守临，任钟祥著文“抵制李常受的异端邪说”，先在内部散发，“放气球”试探反映。
1983年“反精神污染运动”开始，6月“天风”正式发表了“抵制李常受的异文端邪说”，发出了全国重新镇压的信号，全国约70万信徒遭逮捕（真正属于呼喊派者不足十分之一）。
1981 – 1984年，除了“金陵协和神学院”又重新一分为二南北扩大建制外，各地区性神学院纷纷建立，加紧培养“三自教会”管理干部。
自70年代末开始，直到现今海外的灵恩派，呼喊派等大举搅扰家庭教会，用金钱，书籍、讲员等资源来扩大他们的势力，收买家庭教会。
五、 混乱期：1983----2000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在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彼得后书2章1节）
主要特点：
随着经济改革开放，实行了市场经济，海外教会和一些福音机构大量进入家庭教会，除了一部分是真诚传福音，关心家庭教会外，不少是怀有野心发展宗派，甚至是在发展个人势力，被北方教会称为披着羊皮的色狼，新加坡灵恩派自称李约翰牧师，是极为恶劣的例子（专门向年轻姐妹下手，据知他食髓知味近年已经转向南方一带活动）。公路交通发达，大众传播，通讯大众化为信息传播带来空前的方便。
比如李常受的“地方教会”，台湾，香港，新加坡，南韩，北美的极端灵恩派，更以经济，资料，教师等为诱饵发展泛滥，“哭重生”、“呼喊派”、“安息日会”等，彼此结党纷争，互不相让，把一些似是而非的“别的福音”，传给初信的人，初建立的教会，造成中国家庭教会的空前混乱。
有的地区，还出现了一些“教霸”，不按照真理讲解圣经，全凭个人的意思，外面的信徒进不去，里面的信徒也不许出来，还美其名曰“看管好羊群”，中国教会研究中心赵天恩牧师倡导 的中华基督教会合一的“信仰告白”出笼，招来当局的注意和逼迫，“东方闪电"从“呼喊派”中崛起，用谎言和黑社会手段,甚至黑白勾结，狼群般的扑向家庭教会，甚至蔓延到了海外。
三自两会依靠势力通令全国，强迫家庭教会登记就范，“浮出水面”并制定“条例”和“规定”，先在一些城市试点，再由中央制定法律形式以便控制教会，对外加强统战“互访—交流”，邀请名人、机构、来亲眼见识假象的“宗教自由”， 一些海外教会偏听，偏信，偏看，用自己短暂走马看花的“经历”，回到海外大肆宣传，充当传话筒，起到他们起不到的欺骗作用，使得家庭教会雪上加霜，甚至，有人得了三自的好处，在海外电视媒体中说家庭教会是“乌合之众”，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寇世远曾邀请丁光训访台，遭到台湾教会的联合反对。
有的“好心人”要让家庭教会与三自会“合一”，这正是三自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例如：葛培理的中国之行以及他儿子在杭州成立的“东门宣教会”。
还有海外的一些异端邪说，例如：安息日会、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基督教科学会、新约教会，被扭曲的加尔文神学，极端灵恩派等，也纷纷藉着不同形式进入中国，各式各样的“神学培训”泛滥成灾，把教会搞的乌烟瘴气、一片混乱。
混乱期的重大事件：
1984年由国务院提名的香港基督教代表团邝广杰，滕近辉、，梁林开、郭乃宏等21人应邀访问北京，访后为三自向海外大肆宣传。
1984年9月，三自会邀请葛培理访华。
1985年4月，爱德基金会成立，由海外全部供应资金、先进设备、和纸张印刷“三自会发行”的圣经。
1985年10月“野地神学院”在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援助下运作，却先后正式分裂成“灵恩派”“哭重生”派、“旷野派”、“三班仆人派”，“中华福音团契”等等。
1985年–1986年，葛培理布道团发表文告，为“三自教会”定性作证，宣传中国是“信仰自由”的。
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继续抓人。
1987年4月，广州试点颁发了“宗教活动暂行规定”。
1987年8月，三自会的“成都会议”强调加强农村工作推广规章制度。
1987年，葛培理应三自之邀即将访华，三自的“天风”大造舆论称赞葛培理的举动是为三自“夺取了一块阵地，在福音派的后院放了一把火”，不料葛培理经过东京时在酒店内，摔断肋骨而半途返美，他们的如意算盘遭到神的警告。
1988年，老葛不顾神的管教继续步巴兰的后尘，终 于访问大陆，然后为三自大肆宣传，使家庭教会腹背受敌，当局立即加强了对家庭教会的“打击力度”，许多家庭教会领袖被捕入狱，（不久老葛被蜘蛛咬伤，从此健康日下）
1988年3月广东省颁布了“宗教活动规定”，北京等地也有类似文件发布，为打压林献羔、袁相忱等处的家庭教会作法律准备。
1988年8月-12月，广州的林献羔6次被公安“传讯”，北京的袁相忱也遭屡次“传讯”，并命令、干扰他们的家庭教会停止“非法聚会”。
1988年冬，“基督之家”的创始人寇世远欲求访三自未获准，只得半路停在香港召开了一个“寇世远牧师、教授、监督新春布道培灵大会”，可惜参加人数不过三四十人，最后无功而归。
1989年6月以后大批知识分子涌向教堂，令三自恐慌、不知所措。
1989年7月由葛培理和王永信召集，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举行“第二届洛桑会议”，同时邀请家庭教会代表和三自代表各500人参加，借此希望达到双方教会的合一，只可惜双方均无一人出席，后来“天风”著文骂老葛是“分裂中国教会的罪魁祸首”，落得上下里外不是人。
1990年前后起，香港主流教会和基督教机构，有的因怕97香港回归大陆后被迫害，纷纷倒向三自，与三自合作频繁。
1990年2月广州大马站教会（林献羔家庭教会）再次被抄家，国际媒体迅速报道，教会积极增援才恢复补足被抄走的教会侍奉用的音响、照明、桌椅板凳、生活用品、等用具设备。
1990年7月27日福建漳州许碧瑞，潘一元母子被抄家，当时带领查经的宋天婴姊妹以“流窜犯”的罪名被捕押送回北京，不久安息主怀。宋天婴是宋尚节牧师的长女，曾因拒绝参加三自被捕入狱20多年，后在河北保定第一监狱——《静安翻译公司》继续劳改服刑（劳改犯留用）。
1991年2月5日中央“6号文件”以反和平演变为名，加强对教会的控制，文中明确指出“宗教是和平演变的基础…要抵制海外参透及***势力分裂教会。”
90年代，南韩灵恩派利用地利、人和、经济等的优势向山东、东北地区家庭教会渗透，竭力推行灵恩运动，大盖教堂，神学院，培训班等。这些有形的建筑物，大多很快就以“非法”被没收充公。
同时期新兴的异端邪教“东方闪电”突起，在短短十年中泛滥神州，甚至泛滥到海外，居然未受到当局干涉。其对教会的干扰和破坏力仅次于灵恩派，远大于“哭重生派”、“呼喊派”、“三班仆人派”和“安息日派”。
1991年2月国际“基督教协会” WＣＣ接受三自为会员，此时官方公开承认中国信徒人数已增至五百五十万。
1991年3月北京袁相忱牧师4次被传讯。
1991年6月-9月，河南、浙江等一带家庭教会遭三自带公安抓人，取缔聚会，抓人后酷刑拷打及罚款。
1991年7月28日神的忠心仆人王明道先生安息主怀。
1992年4月18日王师母刘景文也回到天家，他们服侍了那一代人，暂时安息在苏州太湖东山。
1992年1月丁光训向中央建议，加强限制海外对中国教会渗透。
1992年起，南韩某些教会开始与三自来往促进“双边关系”5月份 由统战部、公安部、三自两会组成的三合一代表团，访问南韩教会，并应远东广播电台的邀请，参观设在南韩的益友广播电台，双方有“美好的交通”，从此，“心里话”节目在黑夜中被取消。
同时期“基督之家”监督及创办人寇世远几经斡旋，终于得到三自同意，访问三自，在上海、南京等地参观演讲，返美后为三自大肆宣传，并在旧金山湾区华人电视台“天人之间”节目中骂中国的家庭教会是一群“乌合之众”，令人奇怪的是，不久因意外内脏大出血，便暴死在美国一流的斯坦福医院手术台上。
1992年4月谢模善牧师在火车上“失踪”被捕，押返上海。
1992年5月山东多义沟千人聚会遭当局逮捕驱散，房子被拆，同时期，其他地区也多有类似事件发生，如：安徽阜阳、蒙城，河南唐河、社旗等地。
1992年6月国家统计局内部资料显示，中国信徒人数已达6300万。
1992年3月、10月、12月广州大马站教会三次遭当局查封，人数由900猛增加到2000多，天天都有聚会，主日多堂聚会盛况空前。
1992年8月丁光训要求海外教会以经济援助三自，说“教会应当彼此相爱，不分国家，”这和他半年前向中央献策，要求中央加强限制海外教会的渗透，自相矛盾 充分说明了他要钱不要主的嘴脸。
1992年9月于是广东省基督教访问团，由省三自头头神学院院长黄广尧带队访问香港，一方面说为了顺应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需要，要求香港教会投资广东办旅游事业，就是把50年代以来收归国有的教堂、教产，办旅游事业；另一方面同时说：因为教徒大量增加，现有的一个教堂已经不够使用了，因此要求香港教会投资在广东盖新教堂，以便帮助他们更好地进行自立、自养、自传。 但令人奇怪的是50年代以来没收的大批教堂教产，为什么不用来给教徒进行宗教活动呢？反而要求香港教会投资建新教堂？
1992年9月爱德基金会与葛培理儿子的“东门宣教会”合作印刷“三自两会发行”的圣经，曾经服侍过王明道先生的张贵贤，就是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
1993年陕西安康教会遭到驱散，多人被捕，青年信徒，来满平被公安活活打死。
1993年9月三自会两名代表访问台湾。
1994年1月4日湖南洞口县石柱乡郑本生弟兄也遭同样毒手，成为新时代的又一位殉道者。
1994年3月~ 4月经过各地试点后，由国务院正式颁布“宗教活动登记办法”，内部文件更详尽地规定教会的行政，财政，组织，活动，管理等细节，为的是“保持宗教政策制度化，法律化。”
1994年1月30日中央144号和145号文件颁布，再次强调加强“规定”和“条例”的实行。
1994年2月2日福建漳州潘一元弟兄再次被捕抄家。
1994年4月部分海外教会应邀参加杭州举办的“1994年华人事工研讨会”，香港宣道会等积极与三自合作。
1995年三自两会在“吴耀宗先生百年祭”中否认“三自爱国运动是周恩来政策的产物”，真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
1996年11月26日，由赵天恩牧师主持，哭重生派，安息日派，呼喊派，灵恩派等头头徐永泽，张荣亮，王义民，申一平等人签署“合一宣言”及“信仰告白”招摇惹事，向海外教会筹款要钱
1998年 OMF领导戴绍曾牧师（戴德生牧师后代）访问三自。
1998年9月“丁光训文集”出版，主要内容是用“因爱称义”取代“因信称义”，有关方面召开发布会为丁撑腰，明确丁的神学思想具有“里程碑”划时代的作用，将继续指导中国教会照此办理。
1999年5月7日金陵协和神学院三位研究生，崔秀吉，陈顺富，陈咏三由于被认为“反三自”，在丁光训的主持下勒令退学。
1999年6月18日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另外三位同学，刘义春，李志敏，罗云飞，因为不苟同于丁光训的三自路线，主动退学。
2000年6月7日金陵协和神学院以“经常进行违法宗教活动”罪名开除了该校老师，研究生部主任季泰，并撤销牧师职务。 （待续——欢迎众教会参与补充资料，提出宝贵意见）
无用的主仆王英等
2010年3月征求意见稿